权力运行符合法定程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改革和法治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对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坚决纠正和解决法治不彰问题。

最后，领导干部不仅要自己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还应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权威，积极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氛围。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带头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引领全民守法，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风尚。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法治监督是指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要在尊重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善于与当代外国法学界开展平等对话、增进交流互鉴、寻找理论共识，打造融通中外的法学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在对话、沟通和互鉴中不断增强中国法学的包容性和时代性。

以法治为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法治学是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以及法学体系的创新而逐渐形成的。例如，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法制、民主与法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法治理念与法治文化、法治与改革，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如何建设法治经济、营造最优营商环境，如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如何阻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长臂管辖、维护国家制度安全和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内容为：赞曰：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更进一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牛鼻子，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法学体系之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法治体系的思想保障，引领法治体系沿着正确方向科学发展。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要求法学界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一个国家法学体系的发育状况，往往代表一个国家法治的整体质量、发展水平、文明程度，构成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但是，目前我国法学学科结构不尽合理，传统学科克隆西方法学理论的情况比较突出。于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舆论、思潮和运动也席卷而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针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实践问题即目标和抓手问题，而提出的创新性概念和命题，是从实践问题出发探索理论创新的模范。三是法学成果为人民共享，要让法学成果为人民所理解、被人民所接受、使人民满意、令人民乐道。刘升平、张文显：《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1期(创刊号)。进入 张文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

8年过去了，我们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掌握话语主动权的能量仍显不足，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依宪执政引领依法治国，科学立法保证良法善治，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公正司法确保公平正义，深度普法弘扬法治精神，全民守法提振社会文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军队、法治社会、法治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国家法治、区域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涉外法治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卓有成效。

法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与中国法学的成长同节拍，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伐。(15)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命题，并将其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坚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深刻反思、全面批判、果断抛弃业已严重阻碍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阶级斗争范式，⑨在立足实践、综合分析、系统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保障相适应的权利本位范式，⑩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精准司法相适应的法教义学范式，(11)与寻求法律之社会本质、相互作用、系统功能相适应的法社会学范式，(12)与观念转变、法制创新、法治改革相适应的现代化范式，(13)与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法治化相适应的全球化范式，(14)强有力推进了中国法学的观念变革、理论创新和方法升级。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吹动下，浴火重生的法学界以极大的政治魄力、理论勇气和思想智慧，冲破僵化思想、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掀起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革命，先后开展了关于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法制、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法的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学基本范畴、法的本位、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为中国法制的恢复重建、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发展、依法治国的有序推进扫除了思想障碍，为社会主义法学重焕生机准备了理论前提。这是因为，话语的内核是思想，话语体系并不是词语的拼凑而是思想的凝结，而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张文显主编：《思想与修辞：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全实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21世纪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背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部署更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⑥社会主义是中国法学的本质特征、政治定位、理论前提，我国法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牢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求，砥砺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进步。(二)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术体系 法学学术体系，包括法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以及作为知识和理论重要载体的教材体系。

姚建宗、黄文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只有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才是正确选择。

在法治体系论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后，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将化身为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新起点，中国法学界将在法治实践发展中强化法学理论创新，提出更多具有时代性、标识性、融通性、原创性或创新性的概念和命题。站在新时代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不单是一个普通的概念或命题，更预示了法学研究的新范式。

法治体系包括若干子系统，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其子系统之一，包含政治保障、制度保障、思想保障、组织保障、运行保障、人才保障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眼光，树立全球意识和全球思维，兴全球化之利、除全球化之弊，积极应对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引领和推动法律全球化和法学全球化。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法律学是最古老的法学形态。

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关起门来搞治理，而必须融入世界体系之中，积极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治理格局，努力使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有效衔接、相辅相成。涉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国家法治、地方法治、社会法治、国际法治统筹发展等各方面。

孙国华：《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法学理论体系则由法律理论、法治理论和法理理论组成。

(1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时代性、标识性概念和命题，形成了内涵科学、逻辑严谨、语义创新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不习法理，无以效职，(21)把熟谙法理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条件。

从中国法学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来看，应当致力于构建以法律学、法治学、法理学三位一体的法学学术新体系。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某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概念系统、基石范畴、核心理论或者话语体系。王奇才主编：《中国法学大事记：1978-2018》，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8—278页。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思想保障和法理支撑。

新范式必然引发新的科学革命，一方面冰释前嫌即破解以前持续存在的旧难题，另一方面倍道而进即打开未来更好发展的新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第3分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5年。

第五，它为正在形成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找到了阿基米德支点，为正在生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体系建立了理论基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各环节中的诸多问题，不是仅靠法学一个学科就可以独立解决的

其四，民法典编撰应当建立在对不同法域民事立法典型经验比较分析以及不同专业部门的知识合作基础之上，这部民法典似乎未能体现真正扎实有效的比较法基础及社会科学合力。不过，2020年的中国与世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权力、规则竞争及秩序更替趋势，模仿型民法典的编撰可能出现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